贺喜 | 在历史现场读史，听无史之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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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现场读史，听无史之人发声。” 贺喜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网站登载的自我简介这样描写她对历史研究的兴趣。笔者初时乍看只觉学术的浪漫，但跟贺教授访谈后，才发现这两句话其实意涵无限：它透视出历史人类学的眼光，刻画了运用文献知识走访神州大地、了解各处乡村各处例的形象，也蕴含细听当地人话当年的人间百味。这一切都是推动这位女性学者不辞劳苦“跑田野”、为无声者发声的力量。

 “跑田野”的谦虚：

保持开放态度 让自己有能力学习

贺教授身兼比较及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了多个研究项目，但她处处展现出一份学者的谦卑。这或者就是源于她“跑田野”，走访各地探索和研究史料的训练。她坦言：“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去到一个地方学习需要很谦虚。” 贺教授分享参与《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水上人研究项目的种种轶事。令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海南岛访问老船长的经历。她发现水上人有其独特的一套知识及传承系统，像手抄的《更路簿》，纪录了海洋变化甚至与星宿的关系。贺教授形容这些走访经验是一种冲击。她说：“在普及现代海洋知识之前，他们已经可以远距航行了！虽然我作为大学老师去访问老船长，但是在他们面前，忽然间我觉得其实我是一无所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从来没有海上航行的经历……他们真的认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事实上，有关水上人的历史文献存在着种种局限和缺憾，毕竟水上人历史上不被科举制度接纳，本身对文字掌握有限。贺教授指出，相关文献纪录一般都由陆上人撰写，水上人堪称“在文字中失势的人”。实地考察会发现文献与现实存在鸿沟，她坦言她也需要思考如何将自己转换到“水上人视野”来做这类研究，包括需要重新思考问问题的方式。例如在陆地“跑田野”一般会问神庙在哪里、村落的边界又在哪儿，但研究水上人时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神不在庙里面。很多神都是没有庙的，神是跑到他们家里面的。” 水上人一般待朝会时才临时建庙打醮，“见到这些仪式改变了很多原先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组织的方式。”

贺教授引用人类学家、有民族志之父之称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经历解释“让自己有能力学习”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以开放的态度深入认识研究对象。“一开始你一定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去观察，慢慢就要进化到可以让自己去学习对方的经验。这是很重要的……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不知如何着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或许你正面对与自己原本经验很不同的社会，是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的。让自己学习其实也需要训练，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套既有的经验，于是习惯于应用自己的经验，判别对错。遇到与我们经验不同的地方，就希望去纠正对方。这是跑田野最错的方式，因为很可能我们才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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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如何"无中生有"？

探索礼仪制度，了解普通人的历史贺教授对“水上人”问题感兴趣，可以追溯到其博士阶段研究，她在博士论文《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探讨广东西南宗族时，发现水上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它展现了宗族普及之前的社会形态和传统，这些传统在宗族出现后已慢慢被忽略。这课题刚好与她最感兴趣的“无中生有”的社会史研究主轴息息相关，正如种种宗族制度、家谱族谱等工具的发明当初必须经历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所以她的宗族研究追溯至宋代，并以“普通人”概念贯穿其中。贺教授解释，很多人认为汉代已有宗族，但其实最初只有上流官宦才可以拥有宗族系统。学者在区域史的脉络中研究宗族大多集中在明代以后，正因为明代中期以前普通人根本不可以建祠堂。因此，她对普通庶民当初如何打破身份界线，各类宗族制度、礼仪及工具如何形成普罗大众可用的架构，从而再推动社会宗族变化这一过程深深着迷。她孜孜不倦地解释：“演变至普通人也可以建祠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这是宋朝以来的变化。”“例如编族谱的方法，原本是一篇一篇的……很多人都说族谱制度汉代就有了，但我们需要去看那时候是用什么制度性的工具去书写。一篇一篇的方式，很难追溯到一个庞大的架构。宋代之后，例如欧阳修等人开始用表格的方式。今天我们觉得这个很自然，问题是这个形式的‘家谱’是要被发明出来的。这一发明是非常伟大的，就像始建一个数据库。”贺教授形容，宋代印刷术盛行、科举制的推行都赋予普通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堪称千年巨变：“族谱、祠堂与宗族一起，演变成我们普通人都可以拥有的表达身份制度，我觉得是中国一千年来最重要的礼仪变化之一。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像贵族般追溯祖先。早期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庶民’都可以像贵族般追溯传统，其实是很伟大的，就是打破了身份的界线。”类似的无中生有过程亦发生在近代中国。因此贺教授另一项研究重心，诚如其任教的其中一科科目“近代中国的普通人”所表述，就是城巿发展衍生的新身份、新事物、新变化等等“无中生有”的过程。“一旦‘有’了，社会就开始转变。开始时它们只是词汇，例如‘社会’。原先我们是没有社会的，中国原先只有社、会。社就是土地神，会就是拜社的组织，这就是原先的社会。那不是今日的社会。新事物出现之后，尤其那些与社会有联系的，例如身份、媒介、城市、新的工作方式，这些新事物出现后，社会关系也改变了，比如家庭。到了1920、30年代，之前我们提到的宋代新事物——宗族，发展至此，已变成了一个传统。人们开始讨论小家庭。大家对小家庭有很多梦想，影响到社会结构，所以这是新的变化。” 新身份、新事物无中生有之后会带来巨变，也会影响历史研究未来方向。例如以前研究重点放在乡村，现在则要“在城市里跑田野”。贺教授又拿书信作为例子，她坦言其父母还是会用书信维系感情。但到了现在，书信、文字都快变成了文化遗产，取而代之的是短片。摄录机以前只有精英阶层有能力使用。现在已经是人人可以拍片，纪录生活，就像宋代纸张及印刷术普及，让普通人也可以书写和留存自己的历史。“有些东西我们一旦当成了传统，当做了文化遗产，你就知道它已经不在主流位置了。”她笑言自己也终将变成“文化遗产”，预言未来的史料形式也会改变，将来的历史学者大概要从成千上万的短片中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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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间的友谊

参与跨区域跨国家的比较研究，

致力维系学术交流平台

史料无限，但一位学者人生有限，总不能“以有涯随无涯”，因此学者之间的合作尤显重要。贺教授早在2007年就以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参与“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协作研究金项目（CRF），及后又参与长达八年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oE），这是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目前为止资助的最大规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她说：“组织和参与大型合作团队的好处就是时时可以与学者对话，大家可以在比较的基础上将问题推进到更高的层面。你会发现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不同区域的发展脉络同中有异，于是会对很多题目有新的想法。”

贺教授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她先后主持了“安源与萍乡：矿区与城市”、“元明江西吉安的地方社会”、“海南岛上最后的黎族：1920-1980”、“1906年的萍浏醴：辛亥革命前夜的地方社会”以及“清末民国的尺牍：日常生活、家庭与企业”等优配研究金项目（GRF），也与科大卫教授、 张瑞威教授一起参与法国高等研究院组织的一个跨区域、跨国家的欧亚贸易与文化网络体系研究。她感恩学术之路上同行给予的支持，她说：“我时时都会觉得项目只是一个个契机，而学者之间的友谊是扎根于长久的合作、理解与默契，不一定因为项目，是因为我们有类似的兴趣和追求。我很幸运一直都有一班朋友，这是推动我做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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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田野的心得：

体会当地人在地的感情 

带着跑田野的经验解读文献 

不过贺教授也承认，做学术始终有孤独的一面，毕竟追寻学问的过程上需要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和探索。问及她自己的特色，她答得简单直接：“就是一个跑田野的历史学者啊！”笔者当时随口说了句可能很多人都会跑田野吧。此时她忽然一脸自信说：“真的有很多人会跑田野吗？跑田野不是只是去那一个地方跑一跑的。”这大概也是一般人的误解，包括读历史系的同学。贺教授笑言，老师们平时带同学去“跑田野”，因为那些地点是老师选好的，一两天的行程就看到很多东西，同学就会觉得“原来跑一跑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下结论了。”

“跑田野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也是长期的自我训练。自己去走马看花其实不是跑田野... 又譬如在现在的环境，你不一定可以去到那个田野点，那怎么办呢？唯有就是在文献里面，带着跑田野的态度和敏感去读文献了。所以跑田野不单止是跑回去现场，在文献里面也需要跑田野的。” 贺教授说，去年与科大卫教授合作出版的小书《秘密社会的秘密》，就是带着跑田野的心情返回到文献里面写故事。她对跑田野有一套心得和解读：“这不止是回到现场，第一我们需要有现场感觉。第二要对我们研究的对象有感情……我们需要体会当地人在地的感情，有一份同情的理解。第三就是要明白当时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你自己的问题又是什么，才可以动笔。”

“对社会多元性有同情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包容…… 学者的责任就是去传承和纪录，让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层面去了解这个世界。”贺教授坦言，说到最后，醉心学术是希望可以认识世界，而研究本身更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她说她心怀感恩：“有时在村落里面，有些婆婆跟你说些往事，你会觉得大开眼界。作为学者，我很感恩有机会见识到这么多人和事，有机会在田间地头、工厂城镇、山海之间去触摸与聆听历史和现实，许许多多人给你提供帮助，与你分享故事。于是，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之微小，尤其置身于壮阔的环境以及无数的故事中。但是，你也会从中获得力量。”

（访问、撰文/ Ophelie C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讯》，2022年3月14日）